大学的“小事” | 三明治 · 中国人日常
文 | 田丁
编辑 | 张奕超
如果说现在的大学就是一个衙门，大学的行政楼，就是衙门里的衙门。
任何一个大学里工作的，入职第一天，一定就是和衙门里人过招。
当年我离开报社，带着自己的档案去那个大学的人事处报到，一个腆着肚子的中年男把我上上下下看了足足两分钟，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小伙子给我说，这是我们的J科长。
报到后第三天，系办宋老师找我，说校人事处J科长要我去一趟，说是档案有些问题。
于是，我再次面对这位J科长。这次他没有再上下打量，而是厉声责问：“你表中填的是中级职称，但档案里没有评中级职称的材料啊，你到底评没评中级？”
我说评了啊，档案中肯定有我的材料，我看到过。因为我在报社人事处办离职手续时，人事处小王一边装档案袋，一边一件件让我看，说这是评助理编辑时的材料，这是评中级职称时的材料，我亲眼见她把材料装进档案袋里的。
这时，J科长眉头更紧了，他打断我的话，声色俱厉地问：“档案是保密的，你怎么能看？”我只好说报社人事处人让我看的，已经看了，那怎么办？
我在想，如果有记忆清除术，J科长会不会立即绑我上医院？
后来估计是J科长找到材料了，没继续跟我计较，又过了一阵，我听我们系党总支书记跟我说，她在人事处见到人事科的J科长，J科长说你们新来这个人身体不行吧，看着那么瘦？这时，书记旁边的小刘愤怒地说：“我当年去报到时，他当我面说：‘你这么胖，怎么工作？’这J科员眼里就没有合适的人，胖瘦都不行，就他行啊？”
后来，我听说，就这位J科长，居然也不喜欢机关楼的工作，在职读完研究生后去某个学院当老师了。
这个J科长的名字，叫J科员。这名字，从做官来说嘛，不是太吉利，起点有些低。他的仕途终于科级，或许跟名儿有点关系。
眼下高校里的老师，大都有点课题经费。
按说有钱，总归是好事，但是，每个为那点经费跑财务处报过账的人，说起个个都连血带泪。
我是穷苦人出身，处处穷人思维，那点经费，总想省着点花。有时出去做调研，当地一些朋友有时拉我冒充一下专家学者，做一次讲座，住宾馆就由他们安排了。
但是，财务处说，没有住宿发票，往返交通费也不能报销。特殊情况，要写书面情况说明。
那好，就老老实实写个说明，找领导签字，财务说这就可以报销了，但是，出差补贴也不能发放了。这补贴没了，也意味着我几天来打车之类开销，只有自己掏腰包了。
现在，政策又变了，如果说外出开会调研时，对方安排了住宿，需要对方出具证明，加盖公章，方能报销。人家为我掏钱安排个宾馆，回头来还得给我写个证明。交我这样的朋友，也真够倒霉的。
报差旅费麻烦，那买点图书资料吧。得，其实更麻烦。买一批书，得填三种表格，每种都一式三份，有一个表格，要填书号、书名、出版社、出版年月、定价、折扣价，等等。拿这三种表，跑图书馆，跑资料室，最后才跑财务处。
到了财务处，一个年轻而凶悍的女青年看了半天那一堆报销票据，指着发票背面学院资料室的章子问我：这公章怎么是椭圆的？
我心中一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，我TM哪知道那章子怎么是椭圆的？我从小到大，看到单位资料室图书章都是椭圆的，我TM问谁去。
还有一次，一个年轻女大妈审查了一下我的购书清单，指着一个书名说：给孩子买的书不能从经费中报销。我说没有给小孩的书啊，她不耐烦地说：“那这是什么，明明是童书嘛。”我一看，原来是董桥的一本书：《没有童谣的年代》。
一个大学老师，买书要财务处的大妈们审查把关，这难道不也非常奇葩吗？
最近一二年，时不时就有一些著名高校大牌科学家锒铛入狱的事情。具体案由各不相同，但大都与被控贪污科研经费有关。以我做媒体看新闻的经验，一种现象一旦形成普遍性，那恐怕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，而是有体制性原因。
我是高校小人物，当然没有机会沾大牌学者才有机会犯的事儿。我这样的普通老师，经手一点经费，与这些大牌学者名下的经费比，完全是沧海一粟。但我使用那九牛一毛，也颇能理解眼下科研经费管理体制下使用经费的不易，因此，对这些锒铛入狱的大牌学者有几份同情之理解。
10年前，我在一个高校新闻学院做院长，学校安排一个身躯庞大的美国人来学院做外教。那是一所外国语大学，外教多见，但这位Gill，与我交往最多，让我至今难忘。
我那时年轻，工作劲头很足，每天上班，最早到办公室的，一定是我。但Gill报到之后的第二天早上，我一上楼就看见迎面一个庞大的背影，他可能听见我的脚步声，立马转过身来，热情洋溢地跟我打招呼，我问他是不是有课。他连连摇头，说今天是专门找我来谈工作。
其实按学校的规定，外教归学校国际交流处直接管，学院只负责安排教学任务，但他要和我谈，那就谈吧。
我英语极烂，教学秘书还没上班，我只有硬着头皮听他讲英语，大致听明白，他说他会每天坚持来学院上班，但希望周五给他放一天假，这一天他要健身，看朋友。
我连忙告诉他，他只需要按课表上课，其余时间不需要来学院上班，尽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但他很严肃地说，他知道学校的要求，但是，他到这个学院来，就是这个学院的正式一员，他必须每天来学院工作。
好吧，我万般无奈，只好让教秘把我办公室另一张办公桌搬到对面的教师办公室，算给他安排一个办公座位，让秘书给他配了钥匙，他开心得像个孩子。
从那以后，每天最早上班的人，不再是我，而是他。西安冬天，天亮得晚，我早上到校园里，总能看见那间办公室亮着灯光。
每周三下午，我们学院有时会安排一次全体职工会议，主要是传达学校最新一些工作安排。老师都不喜欢开会，这种会，当然是不要求外教参加的，但每次开会，Gill也会很严肃地坐在我对面，面前还像我一样，放一个本儿。
但是，他是听不懂中文的，这种会，也不会安排翻译。我想，他或许刚开始有点好奇，等这股新鲜劲儿过了，他也就不来了吧。但是，事实证明，在遵守规定方面，他是我们最好的员工，在他任教的一年多时间里，他逢会必到。
那时候，我们学院教师人数奇缺，每到期末，安排监考，教学秘书捉襟见肘，他问我，能不能给Gill安排监考？我说那找他问问啊，果不其然，Gill答应了，甚至开心得如获至宝！
于是，那个学期期末考场里，学校很多人发现一个外教煞有介事地监考，拥挤的教室里，庞大的身躯让课椅之间的过道更显狭窄。其实以他的简单，他做梦也想不出中国学生的那些花样翻新的作弊伎俩……
不过，他向我展示过他力求考试公正无私的技术：每位学生的试卷，他会在上面贴一层透明胶带纸，他说这样，可以确保收缴后的试卷没有任何可能再做改动。我不知道这是他个人的习惯还是美国学校里常用的方法。
大约一年后，Gill因与学校国际交流处领导产生龃龉，被借故解聘，我从中做过多次斡旋，但最终不能改变国际处的决定。教学的需要，当然不是这些官僚们考虑的事情。他最后离开，我一直很遗憾。有时坐在办公室，恍惚间耳边常响起他的声音：Dean, I tell you…
每日书的主题，本来是打算写学校里一些一地鸡毛的事情，不想谈读书上课，但是，有时和一些年轻朋友聊，总想起最早到学校里教书时的种种不堪，写下来，或许也是一种反思。
我离开媒体去高校教书，有种种因缘际会，我到现在，眼下的高校，完全是一个非典型教师，原因无他，只因为我与其他人不同，走的完全是野路子，我既没有读过硕士，更没有读过博士，当时有机会去高校教书，缘于几位前辈错爱，更因为那几年，正是所谓“脑体倒挂”最严重时期，大学老师在那个年代，属最被人看不起的一类。
我没受过学术训练，所以刚到学校，对学术论文要写到多少字以上这个要求不太理解。在媒体，都强调文章要短，日常写报道，规定字数“三、五、八”（普通消息300字，稍重要的500字，最长不超过800字），2000字以上的稿件，据说要两个副总编签字。但为什么写论文，规定的却是最低字数。
最尴尬的是上课，我还在报社上夜班时，当时新闻系老主任L教授拉我给学生讲《新闻编辑》课，我大学新闻专业，在报社又做了好多年编辑，总觉得讲这种课对我应该不难。我那时在报社很不开心，对校园生活充满向往，所以答应下来。
我还是蛮认真地备课写讲义，但那时我对讲课毫无概念，觉得准备了蛮多的材料，就信心满满地上了讲台，讲的效果似乎还凑和，但到下课铃响，我额头开始出汗，因为我觉得可以讲好几次课的材料，被这一次课用得干干净净。
后来，人民大学的F教授来访，他是我大学时的老师，我趋前问候时，向他请教如何上课。F先生不疾不徐，介绍他的经验，说一个小时的课，至少应该准备3000字的文字提纲。俗话说，“真传一句话，假传万卷经”，F先生这几句话，一语点醒梦中人，我一方面觉得压力山大，但一方面也如获至宝。此后上班之后，上课之余，所有的时间，都用来备课写讲稿，一次课两个小时，我坚持规规矩矩写出差不多6000字，几年下来，课讲得不好，但上课再没有无米之忧，倒是真的。
到后来，我发现我遇到的问题，很多同行也都遇到，只是很多同事都很聪明，找到许多kill time的好方法，比如不断地提问，不断地讨论，让学生自己讲，一节课就可轻松打发过去，这些办法，经常还受好评，被认为是教学形式丰富生动。后来有了多媒体，老师还可以给学生看丰富多彩的影像资料，学生也非常高兴。于是，米不够，水来凑，把课上成注水肉。
不过我是笨人，我也知道，课堂增加与学生互动，非常重要，但我觉得那对老师要求太高，老师如何掌控整个课堂节奏，让学生在讨论中真正有收获，绝非易事。所以，这种方法我上课也不敢轻易使用。一个学期顶多准备两次。
我到现在，每次上课前都还最笨的办法写讲稿，然后再做成PPT，一个小时的课，用六个小时去准备，绝非虚言。当年F先生肯把金针度与人，我至今感念。
我在高校新闻专业教书，一直向往美国哥伦比亚、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教学模式，他们推崇learning by doing，强调让学生在校园里获得自己第一份工作经历。我心仪已久。后来我到西安，阴差阳错间主持组建了一家新闻与传播学院，以前的好多想法得以实施。
当时社交媒体尚未兴起，没有微信公号这类便捷的新媒体，所以，学生媒体，还是做报纸为主。
为了能从制度上解决以往学生媒体发展中的困境，我把做校园媒体设计为一门选修课程，这样，指导教师工作可以被纳入学校考评体系，计算工作量；做校园媒体的学生可以获得学分。
为了提高学生参与这份学生媒体的积极性，也为了增强学生团队自我管理能力，报纸刚创办的一段时间，我还时不时把自己为数不多的一些非工资收入（比如偶尔有其他学校、媒体找我做个讲座，给我一点讲座费之类）捐给学生，让他们自主支配。这钱为数寥寥，但可见我对这件事的用心。
我还特别给学生配了我办公室钥匙，让他们晚上可以在我办公室开会，做编辑事务。也就是说，我的办公室，晚上就是这份学生媒体的编辑部。
当时校园里每个学院都有学生主办的媒体，但都是各学院团工委一类组织的负责，办得官模官样，没有学生关注的话题；而且学生多用word 一类软件排版，编排粗陋。所以，我指导学生编辑报纸，强调这个学生媒体不是新闻学院的机关报，要报道真正的校园新闻、学生关注的话题，反映学生的呼声；而且一开始，我指导学生学习方正飞腾排版软件，仿照《新京报》等新锐版式，所以，报纸一面世，就与众不同，在校园里非常引人注目。《我校获得研究生推免权》这样的新闻，会通栏标题报道，《学生宿舍楼突发大火》也会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，二版头条评论《奖学金应该评给谁》，则在评论中尖锐批评了奖学金评定中的不良之风。
校运动会期间，则尝试一天两版，开幕式10点结束，一个小时后报纸就出号外。
惊天动地的“512”大地震，西安震感强烈，512之夜，学校操场里挤满了惊魂未定的学生，但报纸的学生记者通宵不睡，挤在我的办公室里，做出内容充实、版面肃穆的地震特刊。
我们的H校长思想开明，在多种场合讲：“新闻学院这报纸，有点专业的味道了”。他有次甚至当着学校某部长的面，直接说“我看新闻学院这报纸，办得比咱们校报好看。”校长这种肯定，对学生当然是很大的鼓励。
但校长是学者，不是政客。他没有意识到，自己对学生探索专业精神的揄扬，客观上给这份报纸带来麻烦。后来，这位部长把打压这份学生报纸，视为自己重要使命。后来据说了他整理了10多页的材料，列举了这份学生报纸种种罪状。这10多页的材料，被部长亲自一一送到校领导的办公桌上。
还有一次，两个学生编辑晚上在我办公室里加班编版面，晚上10点钟，听学生说突然有一女人推门闯入，把他们训斥一番，说他们的报纸如何问题严重，还训斥说他们不该这么晚，还一男一女独处一室。
第二天学生找我诉说，委屈得直掉眼泪。他们白天上课，作业繁多，晚上为了做报纸，经常加班加点，没想到还被训斥一番。
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人是谁，只听学生说那个女人颧骨高耸、相貌老丑。
我深感人与人，真有大不同。我有时值班，看见学生在办公室紧张地编辑排版，心理充满了感动。但这位不知姓名的老丑女人，只看见男女独处一室。
心理阴暗的人，眼睛看不到美景。
很多年前，具体我记不清，反正是我刚到学校教书不久，有一天早上，老系主任坐在系办公室的一个空座跟我聊天，一个又瘦又小的男孩走了进来，走到老主任跟前，说：“我想转到新闻系。”
老主任一怔，问：“你是哪个系的？”
小男孩怯怯地说，我是物理系的。老主任又问，怎么想到转新闻系了，喜欢干新闻吗？
小男孩停几分钟，嗫嚅着说：“也不是，我们系主任让我转。”
再问，孩子说了实话，原来这位物理系的学生，上学期5门课，除了体育，门门都不及格。物理系主任说，现在学校办了新闻系，那个专业学起来轻松。
这小男孩后来的故事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印象中，他并没有转入新闻系。后来，我们老主任退休了，我经常拿这事调侃他，说物理系主任太不厚道，换我早就友尽，我问他有没有跟物理系主任翻脸，待人向来豁达宽容的老主任总是笑而不语。
其实，新闻专业在高校大多不受待见，不只中国如此，美国很多高校也是如此。不过，得益于中国新闻业前些年的高歌猛进，实话实说，像L大学新闻系，并不缺少优秀生源，间或接收转专业的，也多是因为热爱。2000年兰大新闻系办网络新闻专业，实行2+2，到二年级暑假，从全校报名者中考试选拔，这种模式已经持续10多年，每年从全校各专业选拔一批优秀的学生。
我一直想的，为什么很久以来，吸引这么多优秀学子的新闻专业，在很多高校里总是处在被鄙视链的底端？这问题既然不出在学生身上，那出在哪里？新闻教育怎么样才能不辜负这些学生的期待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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